揠苗助长的揠字是什么意思（新拔苗助长法及其他）

“拔苗助长”一词，出于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，原来叫”揠苗助长”，揠就是拔的意思，拔字更通俗，故后人改揠为拔。后来，法家主张改革政治，不要死守先王之法，便嘲笑保守的、力主恢复先王之法的儒家为”守株待兔”；儒家也便以孟子的”拔苗助长”来嘲笑法家。”守株待兔”和”拔苗助长”二法，至今不绝。

因为我们要发展文化产业，有人急于求成，于是便开始”拔苗助长”。据说北京有一个大的美术机构，原来编制是十几个人，后来多至七八十个人，现在国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，一方面要给这个机构大量增加拨款，另一方面大大增加编制，据说要增至三百人。三百人，北京的才能之士全部进入也不够，于是便在全国各地选拔，要把全国各地的著名画家、有实力的画家，全部调来。

把全国各地的具有实力的画家全部调来，据言要”一网打尽”，当然会大大充实这个美术机构，对这个机构来说，可能是个好事，但地方（各省市）的美术教育、美术创造还要不要了呢？各省市的美术机构还要不要了呢？如果还要的话，人才又都到了北京，没有人才，美术教育还怎么个办法，美术创造还怎么进行呢？

我在《中国山水画史》一书中说到，战争年代，人才相对集中使用。比如抗战时，美术人才基本上集中在重庆和延安两地，但战争结束后，便必须分散一部分，石鲁到了西安，华君武、王朝闻、王式廓等到了北京，李少言、牛文等到了广州，另外，周韶华到了武汉，赖少其到了南京、后到上海、再到合肥，亚明到了无锡、南京；傅抱石到了南京，潘天寿回到了杭州，吕凤子回到江苏……因为各地美术都需要发展，发展离不开人才，各地都要有美术教育，美术教育也需要人才。

北京是首都，人才可以相对多一些，但杭州、广州、西安、南京、武汉、沈阳等地的美术教育还要不要办？要办，没有人才怎么办？国家要发展，不能只发展北京一地。也正因为有战后的美术人才分散，在各地培养出很多出色的绘画人才，所以，北京才能从各地调入一批人才，如果现在把全国各地人才全部集中在北京，各地的美术教育、美术机构必然削弱，将来要再从地方调人至京，恐怕也就无人可调了。

发展文化产业需要人才，但人才的培养要慢慢来，急是急不得的。马上扩大编制，增加人员名额，马上从全国各地调人，拆东墙补西墙，北京的力量加强了，地方却减弱了，地方减弱了，影响将来的发展和再生产，这就是新的拔苗助长法，”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”。

当然，不是说北京不能从地方调人入京，北京的人才向来都是从外地调入或进入的。北京从辽代建都以来，很少产生大人才，清人是从关外进入的，袁世凯、徐世昌是河南人，李鸿章、段祺瑞是合肥人，曹锟是河北人，张作霖是东北人，吴佩孚是山东人……建国后，十大元帅、十大将，都不是北京人，大政治家也多不是北京人。美术人才齐白石、徐悲鸿、陈半丁、金城、陈师曾、林风眠、刘开渠、郑锦、蒋兆和、叶浅予、李可染、李苦禅，甚至连黄胄、卢沉、周思聪、贾又福、贾浩义，再至田黎明，都不是北京人，都是从外地调入或进入北京的，但外地人才仍不少，还有潘天寿、傅抱石、赖少其等等。未尝将全国美术人才”一网打尽”。外地人才也可以进京作画，人民大会堂的《江山如此多娇》就是调傅抱石和关山月进京创作的，他们既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，回到地方又创立了地方画派并改进地方的美术教育。

中国地大物博，各地有各地的风情水土，金陵画派、岭南画派、长安画派都因地域不同而使然，如果都到北京，就很难形成这些特色。刘文西是浙江人，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陕西黄土高原中，他是无法创作出那些大气、浑厚的形象。李世南是浙江人，后来到了西安，他创作的《开采光明的人》，何等的大气，但后来他到了武汉，再到深圳，这种大气的风格变了，他自己认为是自己深入研究的结果，其实是水土等诸因素的影响使然。北京虽然没有人才辈出，但是可以养人才，如果把全国画家全调到北京，以后则无人才可养了，至少说人才会逐渐减少。

而且，按规定调入北京的画家必须在45岁左右，不能超过50岁。我的意见则相反，调入北京的画家最好在60岁之后。因为60岁前，他可以在地方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同时吸收地方营养，受地方水土之惠。60岁后进入北京，由国家养起来，给予优厚待遇，使之更加成熟。中国画画家，60岁之前都是吸收时期，60岁左右是进入超越的一个起点。这一点与体育、跳舞人才不同，体育、跳舞人才到60岁就不能再进步了。

还有，画院要画家干什么？大学里美术教师要教书、要创作、要发表论文；美协人员要组织全国美术活动；美术馆人员则有收藏、保管、展出、研究等任务。画院画家有任务吗？北宋画院养大批画家，任务之一是复制古画，因为古代没有印刷条件，古画要长久保存和传播，靠一代一代画家临摹复制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唐以前绘画，基本上都是宋人复制的，他们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立了大功，纸寿千年，如果没有宋代画院画家大量复制，我们也就看不到这些作品了。

其次，宋代国家积贫积弱，朝廷没有太多的钱，大臣为国立了功，无钱帛等奖赏，便由画院画家创作绘画作品，皇帝签上名，作为赏赐送给有功之臣。

我们的画院如果继续存在，也应该有一定的任务才对，这任务一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创作作品，二是研究出新的风格，改进、丰富、发展中国的艺术。

陈传席简介

陈传席，博士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特殊贡献专家、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。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、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。2014年荣获“巴黎荣誉市民”徽章。

出版学术著作《六朝画论研究》（大陆版、台湾版，共13版）、《中国山水画史》（15版）、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、《中国绘画美学史》（选入20世纪“中国文库”）、《陈传席文集》（九卷）、《中国佛教美术全集•雕塑卷•响堂山石窟（上下）》《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》、《陈洪绶集》（点校本，中华书局）、《悔晚斋臆语》（中华书局）、《画坛点将录》（三联出版社、港台版）、《陈传席画集》等50余部，并且部分著作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出版。并在《文物》、《美术研究》、《美术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发表文章千余篇。据美术界权威杂志《美术》统计：陈传席研究强度居全国第一名。他被很多国内外年轻学者称为“现代美术史研究之父”。

陈传席教授史论兼备，旁涉文学诗词，在书画创作上重传统，格调高古，富书卷气，自成一家。谢稚柳曾说：“陈传席的画是当代文人画一个顶。”苏联画报曾作专门报道，苏联最富盛名的汉学家、中国美术史研究家查瓦茨卡娅曾撰文称：“中国现代的绘画有三大派，现代派爬得太高，新文人画派靠得太近，唯陈传席画派立得最远。陈传席的画宁静含蓄而有诗意，格调高古，超迈绝俗，是当代最高的文人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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